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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对待传统?----“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高层论坛”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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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口秀我们如何对待传统?——“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高层论坛”闭幕词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刘承华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大家好! 2006年“江苏——二胡之乡”民族音乐节“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高层论坛在既紧张又有序、既热烈又沉稳的气氛中即将结束。本次会议从规模上说虽然不大,但内容丰富;从专题上说虽然单一,但每个发言者的思路组合起来是多维的,开阔的。其中涉及到许多问题,许多维度:有理论层面,有非常具体的形态层面;有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有的是一个很崭新的话题。可以说民族音乐发展中的几乎所有我们关注到的重要问题都在此次论坛中被涉及到了。三天会议下来,若凭我个人印象作一不求全面的小结,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称道的收获:1.对江南丝竹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江南丝竹研究的突破并非从此次会议开始,而是从伍国栋先生的那个课题开始,他已经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江南丝竹,我们知道如雷贯耳,但真正去搜索一下有关江南丝竹方面的研究论文,却并不令人乐观。比如讲,有一本《江南丝竹音乐大成》,是两年前出版的,里面收录了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文章,但大部分是二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的成果,它们只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江南丝竹研究水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如果还停留在这样的阶段,那我们就太对不住我们的前辈。好在伍国栋先生申请了一个国家级的课题,而且他特地为此辞掉了音乐学院院长的职务,认认真真地埋头在家写作,而且是非常扎实的、一步一个脚印调查出来的东西,我个人从心底里非常钦佩。这次会议上,他又拿出了一个新的成果,可以说是此次会议上最大的亮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此外,另有几位专家也提交了一些关于江南丝竹和江南其他乐器的研究成果,也都有新的阐述和新的发现。2.关于传统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这方面的收获是由田青先生引发的。田青先生在会议第一天的主题发言中提出愿做一个传统文化的“守财奴”,并对一味强调“发展”的现状提出质疑。他的发言产生了较大的震动,并引发了一些专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交锋或不同意见的探讨,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田青先生点出“发展”问题,并表示质疑。“发展”问题是否可以质疑?可以质疑。我们知道西方就有罗马俱乐部和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就是对盲目的发展和盲目的经济增长提出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影响很大。我们国家现在强调“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就说明并非所有发展都是值得肯定的。很可惜我们没有能够拿出足够的时间使论争展开,比如居其宏先生的观点,我感到就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述;也很可惜田青先生因有其它安排,在匆匆发言后便离开,未能留下来就此问题作深入的阐述。他说他有一个困惑:为什么现在一味地讲发展,一提到发展,谁也不敢反对,为什么?对此我也有我自己的考虑,也在这个方面有一些理论上的阐述,就不在这里说了。但我觉得这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亮点,虽然属于意料之外的一个亮点。我很希望我们今后能够有机会进一步研讨,争取在我们传统音乐的语境中把它讲清楚。3.对中国传统音乐特征或特质作了新的探讨应当说在这一专题上的讨论和探索还不是太丰富,在理论上花的工夫还不是很多。在本次会议上,较有代表性的发言,包括我的《中国传统音乐的主体间性》,主要阐述中国传统音乐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中人与对象的关系是主体间性的关系,不同于西方音乐与美学中的主客体性的关系。发言后我也多方面地得到反馈信息,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可惜这次会议中从整体上反思传统音乐特质的论文太少,未能形成阵容。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有些学者的观点可能不完全一样,我认为有时候我们是过于关注形态了,而对于真正从理论上即学理上把问题讲清楚的这样一种张力不是很强。我们在理论上思考问题时,也往往执着于一些具体的、技术性、形态性的东西,而从整体、从根本上思考问题的工作则较少、较弱。也因为此,有些问题就难以说清楚,也往往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很重要,都要做:具体的、应用的很重要,它是基础,但是最高层的、抽象的理论思维也很重要。缺少哪一方,我们的理论都是残缺的。刚才伍国栋老师说得好:音乐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是理论思维的东西,我们不能把这个丢掉,否则就是为别人打工了。音乐学它有自己的独立性,理论有自己的自主性和自洽性,既要结合实际,服务实践,同时也要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特殊性。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对一些经典性的作品进行分析,例如对刘天华、王建民等人的作品的分析,也都是新的成果,时间关系,在此不一一赘述了。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虽然时间不长,规模也不大,但是收获还是十分可观。但我这里所说的收获,还不仅仅指上述这些方面,而更是指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对于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似乎能够形成以下一些共识,这些共识是围绕着对“传统”的态度的讨论逐渐达成的。首先,是要“尊重”传统。刚才谢建平先生说的很对,我们对于传统,缺乏的是尊重。首先我们应当尊重传统,对它有敬畏之心。我发现,可能西方人对我们中国的传统,不说敬畏之心,反倒有一种尊重。我们都知道管平湖先生的《流水》是被送到“旅行者二号”去太空的。怎么选出来的呢?我得到的信息是这样的:120分钟的唱片,30分钟介绍地球、生命、人类等信息外,剩下90分钟全部是音乐,原来准备选择各地有代表性的乐曲50多首(最后选了20多首),每首不超过2分钟。评选乐曲时,周文中先生是评委,他向大家介绍了这首乐曲,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琴音乐,介绍了演奏者管平湖本人,然后提出一个建议:这首乐曲7分多钟,一点都不能删节,必须完整收入。这个提议得到所有评委一致通过。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动。我在想,是不是放了管平湖先生的这首《流水》,所有的评委都听懂了,或者说都非常欣赏呢?根据我的臆想,可能并非如此。并不一定真的喜欢,甚至并不一定真的听懂,却都能够举手赞成。为什么?是出于他们对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尊重,是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辉煌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周文中先生的尊重。这是我从龚一先生那里听来的,龚一先生是周文中先生亲自对他讲的。刚才大家提到演出秩序问题,我们的演出秩序为什么这么差?我觉得就有一个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龚一先生提到过他在英国伦敦的演出,给他的印象终身难忘。整个音乐会就是古琴独奏,没有任何的音响和扩音设备,300人的剧场里,只有一个聚光灯照在他身上。底下鸦雀无声,连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到,安静得不得了。英国的听众,他们为什么能够如此沉静地聆听中国的这样一种非常古老的古琴音乐呢?也是出于对于中华文化和传统音乐的这样一种尊重之心。但是我们自己,可能反而没有。因此,尤其是我们搞音乐的人,对于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我们不说“敬畏”吧,但最起码应当有尊重和敬重之心吧。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哎呀,那是什么玩意儿啊”,或者是“那种东西已经过时了”这样的话。对此,我想我们所有与会的人基本上都能认同这一点:我们应当对自己的传统有尊重之心。第二,是要“研究”传统。现在对于传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好好地、认真地作研究,研究透了以后在此基础上创新;另一种是不愿花费力气,绕过它去创新,最多为了显示自己的特色和民族之根而回过头去从传统中挖一点放到自己的作品之中,写出来的东西也很多,作品很丰富,但听众却很少,明显缺乏生命力。有一些刻意雕琢,貌似深刻,但实际上只有怪诞和新奇。其实创新并不难,有价值的创新才是难的。我们到底是要认认真真地把传统研究透了,还是要绕过传统?绕过传统确实非常省力,非常容易,但它可能正是我们音乐的生命力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暂且不说这样的做法会直接导致我们的民族音乐传统断裂,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为切己的理由,那就是:你不了解传统,你不先拥有传统,你就无法真正成功,也就是说,你无法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大家都知道,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钢琴协奏曲《黄河》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难以超越的丰碑,形式上是西方的、现代的,但整体上我们却认为它是纯粹中国的,是从我们的传统中直接生长出来的。我们也都知道,《梁祝》是从越剧音乐当中酝酿出来的,但它是从越剧当中自然孕育,而不是临时到那里“捡宝”。我现在相信,中国最大的传统音乐宝藏是在戏曲之中,可能比民歌更为成熟饱满,也更加醇厚浓郁。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也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就是先要研究传统,然后才能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哪怕你要反传统,也必须先得了解传统。你对传统了解得越深透,你对传统的反叛才会越有力,也才会有价值,就象鲁迅那样。不过,我还想提醒一点的是,观念可以从反叛中出新,但艺术、审美恐怕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感觉方式恐怕不是反叛能够轻易解决的。第三,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研究传统,了解传统,吃透传统,接下来还是要归到创新。田青先生有他的语境,有他的背景。他的背景是保存。对于保存,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来自于我们中国整个文化的转型。如果我们中国文化还没有转型,也就无所谓保护不保护了;而现在我们正处在这种转型当中,如果不去保护,它就没有了,以后就看不到了。所以田青先生着急,他甚至宁愿做一个象居其宏先生所形容的“守财奴”,把祖传的宝贝一样一样地聚集起来,保存起来。这样一种心情我们大家也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新的时代自然需要新时代的音乐形式,需要创新。这是两件事情。比如古琴音乐,现在琴家弹的已经与管平湖先生他们不一样了,而管平湖、吴景略一辈和他们的前辈又不相同,它是随着时代在发展的。特别是西方音乐传入以后,其音乐形态对国人的美感结构和听觉习惯的影响也就必然会在古琴音乐中体现出来。现在古琴不是也可以和大乐队合奏了,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至少在节奏上就是一个坎。所以,最终我们还是为了创造中国新的时代的新的音乐文化,脱离了这一点,我们说其他的东西都没有意义,就是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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